IPO上市规划骄阳小编介绍：IPO的监管政策演变

我国IPO制度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审批制，第二阶段是核准制和询价制，目前正在逐步向第三个阶段注册制转型。

在2000年以前，IPO一直是审批制。当时的资本市场主要是为大型的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其主要做法是由上到下把当年的上市总额度分配给各省、各市，企业上市最重要的部分是争取额度，券商的保荐制度在当时用处不大。

在估值方面，1996—1998年，IPO发行采取的是相对固定市盈率倍数法，即所有上市公司的发行价都由13~16倍市盈率乘以公司的每股收益确定。在配售制度方面则比较原始。这种行政指导在先的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成功帮助一些国企解决了资金问题，但很快就被时代所淘汰。

2000年以后，IPO先后实行了核准制和询价制，这一阶段的核心是券商判断筛选与证监会的审查和一票否决权相结合。从上市制度上来看，经历了一个审批权力不断下放给“个人”的过程。在2004年以前，是券商占主导地位的通道制；从2004年至今是保荐人制度。在估值方面，初步询价环节，由承销商对企业IPO给出价格的发行区间，再在累计投标询价环节，确定企业的发行价格。市盈率按照行业有所区别，不过，2015年以来，新股定价以23倍市盈率为主要参考。在配售制度方面，对网上、网下配售都进行了详细的制度规范。现有的IPO制度下，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A股市场，就是IPO节奏行政化，经常暂停，这导致过多的企业排队形成“IPO堰塞湖”。

截至2019年，A股历史上IPO一共暂停过九次。一般来说，监管层选择暂停IPO主要是出于维护市场秩序的目的，因此往年暂停发行的时间节点都是在市场出现重大波动（如股灾、金融危机）后或是发行制度出现重大改革前。

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IPO暂停的确会影响拟上市企业的融资，有时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所以对企业来说，预判IPO的趋势显得非常重要。

为了改变堰塞湖的局面，从2014年IPO重启以来，政策层就一直在推动加快IPO。从2014年重启到2015年股灾前，IPO过会率伴随着市场的上涨一路攀升，IPO数量几乎与市场同步见顶，这个阶段主要的政策导向是缓解资产荒，推动股权融资稳增长。2015年股灾导致IPO短暂暂停四个月，到2015年年底又再度重启，然后IPO过会率慢慢开始回升，尤其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加速。

2017年全年IPO数量高达436家，刷新历史纪录。上会企业平均排队时间从年初的1.76年下降到年底的1.31年，过会率高达79.3%，首发上会的479家IPO中通过了380家。这个阶段的主要导向是加快IPO，缓解堰塞湖压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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